深富优配平台从麦克白到麦克卢汉：英语的霸权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塑造

今年是麦克白诞辰1020周年，对，就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个著名的麦克白；对，他不是莎士比亚虚构出来的悲剧人物，而是苏格兰历史上真实的君王。有趣的是，去年刚好是《麦克白》的作者莎士比亚诞辰460周年，也是加拿大传播技术和媒介理论思想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发表他影响巨大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60周年。

在这些或虚构或真实的人物、或文学或理论的写作之间有什么内在的勾连？让我们从大卫·格里格（David Greig）编剧、苏格兰国家剧院和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联手排演的《麦克白后传》（原名《邓斯纳恩》，即麦克白最后据守的城堡Dunsinane，朱生豪译“邓西嫩”）开始——它以莎士比亚的《麦克白》结束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为线索，从一个非常现代，甚至非常后现代的视角，描绘了11世纪中期英格兰以“恢复和平”的名义入侵苏格兰之后，两者一同陷入的深深泥潭。

《麦克白后传》演出现场

你会发现，整整十个世纪以前发生的事情，其“底层逻辑”，竟然与麦克卢汉率先深入分析的当代媒介社会的运作机制如此相似。对“人性”来说，或许真的从来没有“进步”可言。

政治

剧作家大卫·格里格明确承认《麦克白后传》影射了美英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它所讲述的，正是自以为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西华德（入侵苏格兰的英军统帅）们，是如何在另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迷失自我的。最让人唏嘘不已的，就是西华德在他所熟悉的那个世界，确实称得上高尚，但当他想当然地试图依靠武力以及武力支持下的仁慈，来将“和平”（以及其他各种“普世价值”）强加给他眼中混乱的、充满血腥暴力仇杀的苏格兰时，他面对的却是“全民皆兵”（甚至那个可爱的“蛋妹”都用匕首刺死了迷恋她的英军长弓手）。第三幕，当英军扶植上台的马尔科姆向一头雾水的西华德解释为什么他的强力镇压只能起反作用，为什么杀死一个王子会冒出无数个王子哪怕他们是假的，为什么和平与战争并不是一对矛盾、和平只是战争的间歇，为什么“我的软弱其实就是我的力量”……我简直觉得我是在听他朗读《论持久战》和《矛盾论》！

当然，除了美英的“反恐”政治，苏格兰独立公投也是戏码中重要的政治潜台词。事实上，早在20年前，也就是麦克白诞辰1000年的时候，苏格兰就有20多位议员发起了为麦克白“平反”的倡议，并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支持，他们认为真正的麦克白其实是一位“很好的国王”，但“因为莎翁的作品，使人们认识到的麦克白偏离了悲剧主角原有的形象”。出演麦克白夫人、王后格洛赫的谢万·雷门（Siobhan Redmond）显然赞同这一立场，她说：“关于麦克白，‘后传’提供了一个与莎士比亚不同的视角，因为他确实使苏格兰和平了15年，实际上有将近20年。当然，他肯定不是靠当一个好人做到的，肯定是通过暴力和恐吓，但他维持了这么久的和平，很不寻常。莎士比亚的戏不完全是关于苏格兰的，不是关于苏格兰人当时处境的，而我们这出戏则展示了苏格兰人眼中的苏格兰，他们的看法和来到这片土地上、试图解决当时的问题的英国人不一样。”

反恐战争的问题和苏格兰独立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相关联的，那就是一种地方性生活、地方性知识以及地方性生态，与所谓“普世价值”以及支撑这一价值的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西方与中东、与中亚，当然构成了一对大的矛盾，但即便在“西方”内部，中心与边缘之间同样不乏类似的矛盾，就像讲盖尔语（属于印欧语系凯尔特语族）的苏格兰、爱尔兰与讲英语（属于印欧语系西日耳曼语族）的英格兰之间曾经的尸山血海。

语言

如果说政治是这个戏的底色，那么语言就是它真正的“戏眼”所在。

序幕过去不久，西华德与杀死麦克白后夺回王位的马尔科姆（王位本属于他的父亲、被麦克白谋杀的邓肯）展开争论，关于苏格兰是否如后者所说的那样一片混乱、急需英格兰出兵“维和”，以及王后格洛赫为什么没有像后者宣称的已经疯癫而死，这时，马尔科姆使用了一个让西华德无可奈何的语言花招，他说：我一直说的都是“似乎”（it seems）。从这时开始，马尔科姆“it seems”式的不确定和弯弯绕绕，就一直在和西华德简单直接、明确无误的规则与原则抗衡。

可以看到，西华德为首的英格兰军人与格洛赫、马尔科姆为首的苏格兰部族之间之所以如此难以沟通，之所以误解重重，语言障碍是关键中的关键。一度，当西华德被格洛赫勾引上床，慑于这个妖艳而又气度非凡的女人的魅力，曾试图学习盖尔语，因为格洛赫告诉他，盖尔语可以描述非常复杂的东西，那是简单直接的英语无法表达的。可是到最后，放弃军职、在冰天雪地里跋涉千里的西华德终于得以再次面对格洛赫时，她却一语道破了西华德自命的高尚背后的自大：你来到苏格兰一年了，却还是听不懂盖尔语。

相比较而言，弱者恰恰更能进入强者的语境、理解强者的所思所想，反过来却难得多。格洛赫会讲英语，她能够很好地揣摩西华德的心理，西华德却因为不懂盖尔语及其代表的苏格兰人思维方式的种种微妙之处，而无法应对各种复杂的局面，只能一味以我为主，拒绝变通。哪怕屡遭挫折后不得不寻求一点变通的办法，也因为搞不清状况而茫然失措。

不妨介绍点背景。历史上的麦克白生于1005年，在位时间为1040~1057年。因此入侵苏格兰的西华德等人，此时讲的应该是古英语。有趣的是，麦克白死于与英格兰人的战争后不久，1066年，英格兰自身就遭到了著名的“诺曼征服”——以诺曼底公爵威廉（约1028~1087）为首的法兰西封建主打败并统治了英格兰。此后300年，由于英格兰国王只讲法语，古英语受到严重打压。到后来英格兰逐渐复兴时，由于大批法语词汇进入古英语，古英语本身也失去了大部分曲折变化，而形成了中古英语。因此《麦克白》及其“后传”的故事，恰恰发生在古英语至中古英语的转折时代。1500年前后，经历了著名的“元音大推移”（Great Vowel Shift），中古英语又变为近代英语，莎士比亚时代正是近代英语大繁荣的时代，莎剧的广受欢迎当然对近代英语的普及与提高大有助益。而早期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也借由这种语言而成为统治性的思维，并广为传播，《麦克白》中隐含的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的观察与评判视角，正是佳例。

我们可以继续延伸一下这个主题：如果同属印欧语系的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都因为语言的障碍而矛盾重重甚至血流成河（想想梅尔·吉布森那部著名电影《勇敢的心》），那么在完全不同的语系，如英语世界与阿拉伯语世界、英语世界与汉语世界之间，究竟有多少相互理解、相互谅解的可能？

大卫·格里格在写“后传”时显然注意并强调了这一点。正如麦克卢汉指出的，15世纪中叶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导致“印刷术的同一性、连续性和线性原则，压倒了封建的、口耳相传文化的社会的纷繁复杂性”。谷登堡印刷术构筑了一个文字，尤其是拼音文字的世界，作为对比，中国虽早在宋代就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但象形文字的特点使它注定无法像拼音文字那样，仅用几十个活字就印出一切，因而其使用和影响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而在一个建立于印刷文字的统一性之上的社会中，“人对多种多样的、非连续性的力量，已经丧失了敏锐的感觉。人获得了第三向度和‘个人观点’的幻觉。”《麦克白后传》中的西华德，便是这种历史变化的代表，他在面对部族化的、带有巫术色彩的、讲究人情世故的苏格兰高地人群时，一方面如此迟钝，一方面又充满自恋。

拼音文字中最简单的英语，铸就了英美分类清晰、规则明确、直截了当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麦克卢汉概括的关键词包括道路、帝国、直线、层级结构、分类方法等）与现代机械化大生产的要求正相契合，使得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工业时代的世界霸主。很大程度上，工业资本主义的胜利也是英语及英语思维的胜利。然而“每一种塑造社会生活的产品，都使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换句话说，其利正是其弊之所在。还是如麦克卢汉所言：“机械化自身有一个矛盾：虽然它是最大限度增长和变革的原因，可是机械化的原则又使增长不可能，又排除了理解变革的可能性。因为机械化的实现，靠的是将任何一个过程加以切分，并把切分的各部分排成一个序列。”

令西华德最后进退失据的，与最初帮助他和他的军队大获全胜的，正是同一个东西。

媒体

语言是一种最基本的媒介，对语言的反思，自然同时也是对媒体的反思。

莎士比亚作为英格兰人，他笔下的麦克白形象如今受到质疑：这位大作家是不是也不能完全免俗，不能完全超越时代意识形态的限制，不自觉地站在“政治正确”的立场，通过创作悲剧将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入侵正当化了呢？事实上，只有将麦克白描写为一个残忍甚至变态的僭主/暴君，才能完成这一正当化。

在莎士比亚的时代，报纸虽已出现，但还没成为“大众传媒”（第一份定期出版的周报要晚至1609年才在德国诞生，日报还要再晚半个世纪）。我们知道，中世纪最重要的传播信息的媒体机构是教会，而游吟诗人、杂耍艺人甚至走村串镇的货郎，则是其补充——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后者可能还是更亲切的“媒体”。莎士比亚正处于这两个时代之间，他和他的同行马娄、德·维加等创作并上演的戏剧，正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媒体之一。那个时代的英格兰刚刚击败无敌舰队（1588年），逐渐取代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因此莎士比亚对苏格兰这个位于层级结构较低一级的国度充满恐怖阴郁色彩的描绘，无疑既代表又强化了彼时英国人的“世界观”。

然而这种层级分明、类别清晰的世界想象，在面对陌生“异域”的时候，很容易显露出它虚幻的一面。比如，格洛赫之子、有王位继承权的卢拉赫，按照英美思维，无疑已被杀死，因此按照西华德的设想，既然格洛赫唯一的希望已经破灭，她所代表的莫瑞部族就没有理由不归顺。但是同为苏格兰人的马尔科姆对事态的理解却比他深刻得多，事实也证明他是对的，那就是：没有人会承认卢拉赫已经死了，相反，英格兰军队越是强调已经杀了他，他越是成为一个不死的神话。

卢拉赫之死的真假难辨，是麦克卢汉意义上的“部落化”时代的特征，与印刷媒体的缺位有关。印刷媒体的“即时性”，再叠加19世纪的照片以及20世纪的影像的“真实性”，几乎成功地为这个世界带来一种它素来缺乏但却一直为人渴望的确定性，相当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世界的“祛魅”过程。

但事实证明这只是一种媒体性的幻觉，进入电子尤其是网络时代以后，信息以光速传播，照麦克卢汉的说法，这个世界已经重新“部落化”。在近年来的一系列新闻事件中，这一点已经体现得相当明显——比如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到底谁在战争中占优，甚至关于小到一个村庄究竟有没有被某一方占领、一台被摧毁的海马斯究竟是实物还是诱敌的模型，都有无数真假难辨的新闻、传说、谣言、阴谋论设想，以及被争论双方同时用作证据的图片和视频，在网上“以光速传播”，此时，卢拉赫无疑正在重新成为那个无论如何都杀不死的卢拉赫。